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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评话
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惠兆龙日记解读
作者: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24日 点击数:

《我的路》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惠兆龙先生日记集。从1962年2月至2010年6月,日记跨越两个世纪近50年。这期间,惠兆龙先生不但记录了自己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心路历程,又展示了扬州市曲艺团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既有伉俪之情,也有高山流水之谊;同寻常父亲一样,为儿女成长操劳奔波,又心系时局,片刻须臾都用来思考曲艺事业的发展。这本集子里,有欢笑、有孤寂、有感悟、有担当,有一位勤奋谦卑的评话表演艺术家和他的文人风骨。本期文章选取日记中的一部分,以此展示这位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的风采。

第一部分:发展之路

一、 惠兆龙先生的评话之路

(一)“跑码头”。惠兆龙先生早期说评话从“跑码头”开始。“跑码头”是指艺人们穿梭往来于各个集镇之间演出,虽然“跑码头”辛苦又心酸,但会让年轻艺人们迅速成长起来。

1965年5月

20日,我一人由兴化乘船到戴窑演出。24日,回兴化。

25日夜,我一人由兴化乘船去沙沟演出。

1965年6月

1日,由沙沟乘船到西射阳,转船到盐城。

2日,同李信堂乘车到滨海文化馆演出。

8日,我一人到阜宁文化馆演出。18日,我一人到阜宁东沟文化站演出。

1965年7月

1日,到靖江转车,至涟水“五岛公园”演出。

9日,同李信堂到灌云工人俱乐部演出。

17日,由灌云经淮阴,去盐城。18日,到达盐城演出。

31日,团里通知回扬开会。

本年五六七三个月,我可算是活动频繁,东飘西荡。旅途之中,吃尽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忍饥挨饿,还背着沉重的行李,真正尝到“走江湖”的滋味了!时刻忍受着“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考验。此时,全部说新书,业务是很清淡的,我这个20岁的小先生,有多少听众呢?记得戴窑一场都未演。剧场门口放一张学桌,点盏马灯,卖筹的老人足足坐了两个钟头,也没卖一根筹!只好收摊。

1966年1月

农村演出是很艰苦的,每天要跑路,联系找人,不问场合、地点,不管时间、条件,走乡串村,餐霜宿露,披星戴月,完全是江湖艺人到处流浪、足迹四方,从深秋到隆冬,露天演出,深夜结束,桌上都结下厚厚的一层白霜,农民有时是顶着被子听书。记得一次夜里,演出结束,寻找住处,迷失了方向,就在草堆里睡了一夜!天寒地冻的冬季,到处水冷草枯,一片荒凉,而且新书难说,常常碰壁,收入也是低微的,每场五六元,还得和剧场分成,有时农民竟以鸭蛋抵算书钱!我们就这样到处流浪,走着、说着,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日子。


(二)竞艺磨练。惠兆龙先生从第一次在江苏省专业剧团戏曲调演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通过不断地参加比赛锤炼技艺。

 

1973年3月

16日,接通知,准备参加四月份省专业剧团戏曲调演,陈局长、韦人、汪复昌来曲艺队蹲点,加工评话《广阔天地炼红心》,创作弹词《攻关》。

《广阔天地炼红心》创作演出于1970年,当时正是大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时候,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在一次市委召开的知青座谈会上,听到一位叫李惠义的青年,讲他如何在农村做赤脚医生的事迹,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加工创作成书,一时间很受欢迎,到处演出。它是我说新书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后,又一个颇受听众欢迎的节目。

 

1973年4月

10日,地区决定《广阔天地炼红心》,参加省调演。

……

我的节目,安排在21、22、23日演出。

这次参加省戏曲调演,是我从艺以来第一次,算是我艺术生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我在省曲艺界,是个很不显眼的无名小卒,根浅底薄,默默无闻。在团里,我还算得上受领导重视的演员,特别是集体演“大舞台”时,都是担任主要角色,可这次在省里影响如何呢?我模糊地想,也许这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吧!这台节目中有两个评话,一是我的老前辈王筱堂先生,他是评话界享有盛名的人,我一个刚“出头露面”的小青年,能和先生同台演出吗?

我第一次登上会演的舞台,同行艺人都把“会演”看作“擂台比武”,这是争相献技、互相取经、切磋技艺的机会,而且也是年轻艺人施展才华、崭露头角,甚至一鸣惊人的黄金时刻。

我的演出博得热烈的掌声。观众大多是同行,互相“捧场”是无疑的,不能以“掌声”鉴定艺术标准。我知道从节目内容到我的演出水平,不能算突出,但也不算坏。我已感到很满意,因为我没有给团里丢脸。

 

1977年10月

29-31日,我在人民剧场连续三天演出评话《棋高一着》。

在1000多人的剧场,70%是同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演出约40多分钟。演出时,场内反映强烈,连续鼓掌三次,结束后长时间鼓掌谢幕。《会演简报》称:《棋高一着》编的好、演得好,“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说到精彩处,听众皆抖擞”。

 

1984年3月

29日,《新民晚报》在二版头条,醒目大黑体字标题:“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一鸣惊人”,副标题是“说书演员惠兆龙说表生动,被誉为‘活陈毅’”。

 

1984年5月

9日,陈汝衡教授在《新民晚报》赋诗赞扬我的演出。题目是“听惠兆龙说书”。诗后“说明”写道:

“扬州评话艺人惠兆龙,在上海文联说陈毅将军《进香》及《拜客》两片段,表演逼真,川话流畅,对将军胆大心细、指挥若定之精神,及其智勇兼备之光辉形象,俱能从说表中生动地展现在书坛上。新书成绩如此,值得赞扬。”

这次上海之行,我有极大收获。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历史上很多演员发迹成名,大都在上海滩。我这次来演出,在业界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我要继续努力提高艺术水平,更上一层楼。

 

对于自己的从艺生涯,惠兆龙先生在日记里曾这样总结到:

我从学艺至今,有七个关键时刻,也可以说是七个“里程碑”:

(一)1973年参加省会演,《广阔天地炼红心》受到好评,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新的起点。

(二)1977年参加省戏曲调演,演出《棋高一着》,获创作表演奖,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得到较高的评价,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在全省引起反响,这是我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一个良好开端。

(三)1981年全国中长篇座谈会在扬州召开。我的演出得到全国曲艺界专家、同行一致好评。《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我并发表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四)1982年参加全国曲艺优秀节目会演(南方片),演出《陈毅拜客》,获创作表演一等奖。

(五)同年参加文化部“全国曲艺部分优秀节目赴西北、西南地区巡回演出团”,途径12个省市、自治区,扩大了影响。

(六)1984年4月在上海演出《挺进苏北》,《新民晚报》发表题为:“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一鸣惊人——说书演员惠兆龙说表生动,被誉为“活陈毅”。上海市文联、曲协举办专场演出和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晚报》撰文报道。

(七)1984年10月,当选为中国曲协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

 

二、 扬州市曲艺团的发展过程

(一)曲艺团的建制发展。在惠兆龙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市曲艺团的发展与时代紧密相连,曲艺事业的发展也同整个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


1962年2月

扬州市曲艺团筹建于1959年,1960年正式建团,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而后人员陆续进进出出,来往频繁。1961年12月经市委批准,为抢救扬州古老曲艺,又招生一次。我是1961年12月2日考进该团的,当时该团有清曲、弹词、评话三个曲种,评话只收了我与陈世勇两人,我们拜王少堂老先生学说水浒《武松》。老先生已年逾古稀,我们算是王老的“关门弟子”。

 

1970年9月

14日,曲艺团11人并入专区文工团,组成扬州市文工团曲艺队。这11人是:张仲、姜锋、李信堂、任德坤、李仁珍、沈志凤、徐桂清、陈道英、马洁芳、董广河和我。

其他同志转业,去向如下:

……

本月,原新淮淮剧团被撤销,人员一部分充实到泰州、宝应、兴化淮剧团,一部分转业。扬剧团部分人员并入专区扬剧团,大部分转业。

 

1987年11月

本月,省文化厅批准在扬州戏剧学校设曲艺班,15名曲艺学员。我与李信堂赴泰州、高邮、江都进行招生工作(扬州、邗江在戏校),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面试,报名登记的有130多人,但效果并不理想,有三多:农村比城市多,女性比男性多,条件差的多。最后,经文化局、艺术科、校、团方确定7名。

团里决定我和徐桂清去任教,时间暂定一学期,从春节后开始。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新的尝试,我拟了一个教学计划,准备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我住宿在戏校,早晨带他们跑步、练声。

 

1988年8月

本月起,曲艺团实行新的经济分配制度,以利促进演出,丰富书目,避免“大锅饭”弊端,大致是这样的:

1.停发月工资,收入除工资外40%交团(其他夜餐、邮资等零碎开支免去);

2.全年发一月工资,演满176场外30%交团;

3.病假按工龄计算一年享受一天;

4.因会议工作需要停演,发日工资;

5.暂定实行半年。

 

(二)曲艺团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在日记中,惠兆龙先生记录了曲艺团曾经面临的种种困境,但不管什么时候,几代曲艺团人都选择直面困难,不曾退缩,不曾放弃。

 

1978年2月

春节后,曲艺团建团工作开始筹划,这是扬州评弹事业振兴的一件大事。

市曲艺团成立于1959年,几经周折,艰苦创业,在逆境中求生存,极盛时期有四五十人。1970年并入文工团,艺人纷纷转业,几乎是人亡艺绝。可我们这些来自原曲艺团的九个人(又称“九颗种子”)没有被文工团“吃“掉,我们没有躺倒不干,人人奋发图强,创新演新,顽强地自力更生,不停地演出,受到各地听众的欢迎和赞扬。我们现在又发展到20多人,不能说这不是我们为扬州曲艺事业作出的功绩,值得自豪和骄傲。历史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何发展我们的事业,如何壮大我们的队伍,还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

 

1985年7月

11日,从泰兴回扬。

今年夏天是我历史上(除“文革”外)待在扬州时间最长的了,整整80天。新团长康乐到任,年轻气旺,劲头十足,有大干一场的势头。我们当然相助,“重整朝纲”。先要解决几个大问题:一、组织整顿;二、广陵书场开张;三、厂团挂钩;四、整理丰富书目等。真是日夜操劳,疲于奔命。团部经济十分拮据,闻得银行账单已无款!所以,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四处挂钩,往返江都多次演出(由江都石化厂厂长杨铁成牵头,实行演出赞助),六个厂每厂2000元。另由宣传部、文化局出面,和扬州柴油机厂挂钩赞助,每年一万五,合同三年。

 

1999年11月

今年以来最大的收获,是曲艺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获赞助款达七万元!从8月17日起,三个多月跑了48家单位,上门100多次。其中33个单位给予1000-5000元的赞助,成功率达69%。我团从8月起,工资难以发放,每月借1万元发8折工资,如此下去,经济将难以维持。当然赞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一次性。现在,赞助款已用去一半多,以后怎么办?真是喜忧参半,忧大于喜。据统计,全团应发工资24895.35元,八折后尚要22000元,加办公费共需25000元,三产收入仅有8000元,局拨工资15000元。目前尚缺口3000元左右。


第二部分:思考感悟

一、 对评话创作表演的总结

惠兆龙先生日记里,有很多他对自己或者团队创作新作品过程的记录,也有很多对自己表演成功或失败的分析,每一次表演都成为他的课堂,每一场比赛的结束都意味着下一段征途的开始。

 

1977年9月

接到省会演的通知,文化局成立创作组。成员主要有汪复昌、刘立人、姜锋等。

我与李信堂负责搞评话。经过一个多星期讨论,题材始终没定下来,后来考虑到扬州有一个重大革命题材——黄桥战役,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等亲自指挥的。而他们在“文革”期间又是受“四人帮”迫害最严重的,粉碎“四人帮”后,更激起全国人民对他们无比的崇敬和怀念,所以我们选中了这样的题材。

但是,手头没有资料不行,刘立人同志首先翻阅有关资料,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觉得用评话手法直接表现这场气势磅礴的战争有困难,决定通过一个侧面去描写、塑造陈毅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形象,反映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先写了一稿,定名为《棋高一着》。刘立人同志是扬州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但他对评话特点不很熟悉,尚不能掌握它的艺术规律和口头文学的语言特征。因此,李信堂、姜锋和我,同时也用口述记录和直接动笔的方法创作话本,虽然后来只选用了部分,但加强了评话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比如说传统式的人物“开相”,往往采用性格化的语言,增强人物形象(主要是陈毅)的立体感。特别是评话的后半部分,对战场上“火景”的描绘,以及败将李守维下水逃命的环境渲染,调动了评话“堆工”手法,语言诙谐,把故事推向高潮,并充满趣味性。

《棋高一着》通过全体创作人员,包括文化局长陈亦繁、韦人的共同努力,集思广益,反复修改,终于“树”起来了。先是用对白,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由我一人演出。

说实话,我对塑造陈毅的形象还在摸索中,“陈毅”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只从电影纪录片中留下肤浅的印象。开始,陈毅角色还是用“普通话”道白,听起来比较生硬,而且不能表现出陈老总的性格特征。文工团戈弘同志提示我,陈毅是四川人,你能否把普通话改成四川话呢?这样也许有利于塑造陈毅形象。我马上采纳。说“码头话”(又叫“倒口”),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我学过四川话,但不够准确,于是先拜一位四川人为师。“陈毅”改用四川话道白,效果的确不一样,有助于表现出他幽默、诙谐、爽朗的性格和气势恢宏的气度。

 

1977年10月

“棋”书的成功,我总结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说的是陈毅,激发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怀念之情。这时候,正是粉碎“四人帮”后为被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平反昭雪之际,听众听到这样的书,感到亲切和人心大快!

二、突破了评话的旧程式,改变了人们对说书的旧观念,使人耳目一新。它采用了明快洗练的语言和节奏,运用了电影、话剧的手法,塑造了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使陈毅这个人物形象立体感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二、 大量使用评话传统表现手法,丰富了“棋”书的艺术色彩,增强了趣味性。全书运用了“方口”“圆口”“倒口”“贯口”“堆工”等演说技巧,使听众感到是一种语言艺术享受,在语言结构上增强了文学性,而又与地方特色和生活化融为一体,给人以雅俗共赏之感。

 

1979年1月

28日(春节),在大光明书场演出。

在大光明书场演出了七天,只剩二三百人,于是停演。总结原因:1.电台正在播放评话《杀嫂》;2.《武松》在扬州近期已说三遍;3.这次演出的艺术标准不高;4.评弹可能已不适应剧场演出。

 

二、对曲艺未来的牵挂

惠兆龙先生在演出的过程中,对书场客流大幅减少、曲艺后继乏人的现象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1979年12月

30日,大丰演出结束。这次业务不佳,天气固然寒冷,但也是曲艺前景不妙的表现。演员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我在茫茫无际的艺术道路上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走着。

 

1995年9月

25日,应邀参加省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欢声笑语迎国庆”文艺晚会录像,说笑话一则。其实“说笑话”不是我的表演风格。我说的《棋高一着》《陈毅拜客》等书,属政治书,所以我平时一般不说笑话。当今电视台做曲艺节目,有几个要求:一是要短,只需几分钟;二是要“搞笑”,刻刻要有效(笑)果。他们认为这就是曲艺,我以为这也是人心浮躁的表现。比较严肃的、有分量的曲艺书目,在电视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1997年4月

本月,进行曲艺招生工作。

我以为,扬州曲艺(评话)能历经300多年传承至今,很重要的是它的传承方法,即是师传徒,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下来,才使之薪火不断。而被传承人,必须将书艺作为终身的饭碗,所以在除非不可抗拒的原因外,艺人一定会敬业守业的。而学校培养虽知识广泛,但有可能成为转业的“跳板”。


第三部分:无傲气,有傲骨

一、甘于寂寞与清贫

惠兆龙先生的一生是为评话事业蜡炬成灰的一生,他无意于争名逐利,只求发扬扬州评话,即便为此要忍受寂寞与清贫。

 

1987年10月

海安的业务不佳,却开支很大,我不得不赶做包场。因为是演日场,时间有冲突,我下台后擦把汗即跨上自行车赶学校,一讲又是一个多小时。安排好两个学校,天不作美,因雨放弃。有一场是在雨里讲的,学生都打着伞听,竟无人走开。我当然要用双倍的力气,真是拼命干哪!但看到评话有如此效果,心中感到宽慰。像我这样的身体(患高血压),除整场演出,还要赶做包场是不合适的。应该说我也是迫于无奈,今年虚岁四十三了,在书坛上奋斗了二十六个春秋,后十年经过艰苦的拼搏,总算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可经济并未翻身。至今一贫如洗,无分文存款,尚有少量欠债。我不去“讲”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多少个夏天,团里放假,我却赴外地演出,挥汗如雨。苏北城镇有多少学校被我“扫荡”一空,数不清的乡村田头、打麦场,是我演出的阵地。书说完了,桌上却是一层露水,或一层白霜……忆往事令人心碎!可到头来,我还是背着沉重的经济包袱。

检点自己,生活上算不上奢侈,除了吃点酒、爱洗澡,别无所好。但在目前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在是力不从心,难以应付。

总的看来,家庭基本建设差,赡养负担是主要因素。我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我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1992年5月

录音工作完成了,也得到一些收入。稿费很低,一集仅10元,共得2810元,但对我而言是“雪中送炭”了。天渐热了,添置了电冰箱。至此,我家庭“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总算齐全了。

 

1997年2月

在镇江演出,公园负责人把我安排住在半山100多平方的“翠绿茶室”里(由于客少难经营,茶室已空多时),我仅宿一角,拉一片帷幕,算是房间。夜间风大,四处老树怒吼,门窗皆响。玻璃窗又多又大,几乎整个大厅是透明的,令人毛骨悚然。对过不远处(约100米吧)是动物园,铁笼里关着狮子、熊,时时传来哀鸣或吼叫声,好像就在我身边。它们吼啸什么?大概是发泄困兽的悲愤?其实,我与你们的遭遇不是一样吗?也孤孤单单地睡在这大“笼子”里。白天,人们铁笼外面参观你们,我这里也常有游客隔着玻璃向里窥探呀!下午,我还要到另外一个场地去表演,供人欣赏,只是不需要人“牵着”罢了。

做一个说书人,永远陪伴他的就是孤独和寂寞。我耐受着这样的生活,已经有大半辈子了,自认为习惯了,以“甘于寂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常安慰自己,这样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受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的干扰,是一种超凡解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是的,只有这样想,才不会感到寂寞,才不会感到空虚和“度日如年”!

可是,相传数百年的扬州评话,怎样薪火传递,持续下去呢?当今处在改革大潮,市场经济、文化媒体把整个世界打扮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思想奔放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孤独、单调、枯燥,对这样的生活已深恶痛绝,纷纷离去。“敬业”易做,“守业”难啊!

说书工作所处环境的孤寂和枯燥,是影响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独占一个码头的演出形式,与在剧场群体演出的剧团相比,确有它的特殊性。可以想象,再过十年、八年,这个行业势必会青黄不接、无人接班而绝迹。仅靠口号式的“弘扬”“振兴”,是无济于事的。

 

2001年3月

7日,去高邮王氏纪念馆演出。

目前,我团演员演出日渐凋零,大多不愿离家门,说书与做礼仪已本末倒置,个人艺术价值观日渐淡薄。有人戏称曲艺团已变成“礼仪团”。10个演员,至少七八个在做礼仪。客观上是市场的需求,而书场阵地在日渐萎缩,且演出收入低微。演员追求经济效益,这是最重要的主观原因。而我则是坚持从不做婚礼司仪,我认为我是说书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我自食其力的饭碗就是说书,只要我精力尚在,将永远不会丢掉这个饭碗,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淡泊名利,谦虚豁达

惠兆龙先生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时,便常在日记里流露出自己盛名难副的心情。随着从艺时间越长,面对赞美,他却越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慨。

 

1981年10月

全国会议期间,扬州演出两场,镇江演出一场。我与刘兰芳同台演出“工农兵剧场”。同时参加演出的有袁阔成、唐耿良、邢氏兄妹、杨乃珍(合演一场)。公演的海报标题是:“全国著名曲艺演员联合公演”,演员介绍上,写我是“优秀扬州评话青年演员”。

兴奋之余,感到自己盛名难副。观众对自己要求会更高,今后任重而道远。明年会演,还有下届“广陵书荟”,我拿什么节目来说明我艺术上的再飞跃呢?

 

1984年7月

时交盛夏,全团集中学习,主要内容是修改原来的奖惩制度,制定新的章程。文化局任命陆登标为副团长。

会议中许多矛盾显露,对我的讽刺挖苦、牢骚怪话,劈面而来。我知道,主要是近年来报刊对我的宣传多了,“捧”得有些过分。特别是上海“爆炸性新闻”更引人瞩目,招来一些非议,完全是正常的,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吧!

过去有个说法,叫“同行是冤家”。“红眼病”是有的。应当见怪不怪,我只有保持沉默,冷静地反思,检点自己并没有用不可告人的手段去沽名钓誉,也就心安理得了。同时,也绝不能过高地估价自己,获得的赞誉也是偶然的机缘,我仅是“幸运儿”而已。

 

1985年6月

今年第四期《曲艺》杂志封面,刊登了我的彩色演出照片。文字说明是:“著名扬州评话演员惠兆龙”。

近年来,不少报纸、杂志登载报道我的文章,但用“著名”二字还是首次,况且又是全国性的刊物。看起来,我在艺术的阶梯上又上升了一步。从1977年《棋高一着》问世,崭露头角,整整奋斗了八年!在各种各样的竞艺场中拼搏!为塑造人物煞费苦心,走乡串村,顶风冒雨,跑过数不清的学校、工厂。八年呵!回顾历程,令人心碎!求“艺”难,求“名”更不易。“没有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粗浅的道理,道出了真谛。搞艺术靠侥幸取巧、走捷径是不行的。

有人认为我是碰上了运气,是历史的巧合。是的,在艺术舞台上,的确有许多“幸运儿”。歌唱家李谷一是从一个花鼓戏演员成为著名歌星的,市文工团的沈丹萍碰上了偶然的机会变成了影星……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才加勤奋再加机缘,缺一不可。首先要被“发现”。1980年9月,中国曲协副主席罗扬,省曲协主席周良、秘书长张棣华,来扬观看了我的演出,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这是重要的关键,自从出了“一九八○年十二期专辑”,逐步在曲坛扩大了影响。

……

细想起来,我是否够得上“著名”二字?实际相差太远,我是外有虚名,内无实学,特别是没有自己独创的、有代表性的传统书。我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传统评话表演形式的突破(包括说表人物的出新),尤其是说《陈毅》,填补了曲艺书坛的空白,使人耳目一新。我很清楚,这些还只是借鉴了电影、话剧表现人物的手法,其他并没有什么。可是我却背起了沉重的包袱。取得的一点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今后的道路很长,担子更重,观众、同行对我的要求也更高。想起这些,我便不寒而栗,真没有过去轻松了。

 

第四部分:情深意重

一、相濡以沫的家庭

惠兆龙先生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他与夫人相识到相知,共同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的经历。抚养儿女,赡养老人,不管何时,他们都共同面对困境,彼此相守,相濡以沫。

 

1969年5月

8日,我和露明终于结婚了!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我们从团里回家,露明上身穿一件白底黄花的确良衬衫,下面是米黄色裤子,梳着两条乌油油、又粗又长的辫子,显得又年轻又漂亮!

我们买了一张大床(旧的),添了一些衣物,办了几桌酒。天真烂漫的露明呵,没有向我提一个字的要求,我们连一块手表都没有。

 

2007年5月

时间在忧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中度过。露明心态还好,她也晓得在头上动刀的危险性,但决心冒这次险风险了。她对我说:“如果不得过来,我们就拜拜了!”我说:“别瞎说!相信医生。”


二、良师益友,伯牙子期

同惠兆龙先生一样,也有很多淡泊名利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志同道合,严肃认真做学问,踏踏实实搞创作,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3年2月

7日(正月初七)夜,夏耘老师去世,享年75岁。

夏老师和我合作评话创作20多年,从《陈毅拜客》获得全国曲协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到《大闹怀仁堂》《陈毅检查》《回归的谈判》等十多个短篇评话,都取得良好的成绩,直到长篇评话《挺进苏北》在央视播出,都有他辛勤的汗水。他还写了不少曲艺理论和评论文章,对我获得曲艺事业成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夏老师性情耿直,待人诚恳,每个作品,他写初稿,二度创作由我修改发挥。他总是说:“你改吧,我不管,怎么‘上口’怎么改,推上台就行。”一个短篇评话,常被我删去三分之一文字,他也没有意见,当然,一定要表现的内容,他还是坚持原则的。

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病中完成了《中国曲艺志<江苏卷>》撰稿主编工作。记得他创作《决战华东》(长篇评话),时交盛夏,晚上点四盘蚊香,夫人看电视戴耳机,不让声音干扰他,挥汗如雨,常常工作到深夜。后来身患癌症,两次手术治疗,他仍然笔耕不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评话《陈毅》初稿。

夏耘老师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曲艺事业认真严肃、孜孜以求、勤奋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我的路》虽是一本日记集,但是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于此,这不仅是名人资料和历史史料,它更像是一座艺术发展道路上的灯塔,在当下每一名艺术工作者内心迷茫时,为他们提供希望和力量,像座右铭一般常伴前行之路。

作者:惠兆龙(原著)王蕾(整理)  本文来源:《绿杨·秋》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