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脉搏，振兴扬州曲艺

    扬州评话《棋高一着》，创作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是可谓“严冬过尽绽春蕾”。

    其时，我在扬州市（小市）文化局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以陈毅元帅为歌颂对象，以“黄桥决战”为历史题材的扬州评话创作，其创作缘由有二：一是党中央为拨乱反正，正号召文艺界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一是扬州评话这一历史悠久的曲艺之花由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肆意摧残已濒临“人散艺绝”的境地，亟待振兴。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我申报的创作选题是：《黄桥决战》（扬州评话）。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陈亦絮同志认为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黄桥决战，胜利地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开辟了苏中广阔的敌后抗战根据地，成功地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奠定了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长期抗战的基础，但他并不认可《黄桥决战》用扬州评话的曲艺形式加以表现.他质疑说：“扬州评话是俗文学，能以之表现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吗？俗而不肃，可能损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我则申辩说：“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三国》《水浒》，不正是以俗文学的表现手段，对重大历史事件加以雅俗共赏的演绎，而为大江南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吗？”我甚至负气说：“钱锺书先生有言，他写作时就如老母鸡正在下蛋，最怕外界干扰，等蛋生下来，你再评论不迟，是大蛋，还是小蛋，是好蛋，还是坏蛋，自有公论！”对此，当日分管曲艺创作的文化局副局长韦人同志则委婉表态：“不妨试一试！”陈亦絮同志一笑而已，果然好长时间不来查问我的创作进度。到底是文人出身的宣传部长，颇有涵养与风度。待到《棋高一着》试演成功，他更心无芥蒂地由衷赞扬：“好，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家，演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在全国曲艺界恐怕是第一个成功的尝试！”这样的领导，自然值得尊敬。

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时任创作组组长、参与过《夺印》创作的戏剧家汪复昌同志对我的全力支持，他说：“做人要有个性，创作应有主见！”他慨然赞同我的选题，认为：“这既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也是为振兴扬州曲艺事业开辟新路！一举两得，值得一试！”为此，他专程陪我到泰兴黄桥镇作实地考察，多方搜求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并建议我到扬州干休所、军分区宣传科作专题访问，又请他熟识的搜集过黄桥决战历史资料的文艺界友人接受我的咨询。此公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君子人也！

巧于借棋谈兵，旨在武戏文唱

    黄桥一战，陈毅同志以不足一万人的兵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号称十万人马的猖狂进攻，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光辉范例。诚如谭震林、粟裕同志《缅怀陈毅同志》的文章所说，这是“陈毅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也反映了陈毅同志有魄力、有决心，果断地将政治仗和军事仗结合起来的杰出的领导才能。”对此，我们在黄桥镇的考察访问中，更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感受：

    一首流传于当地的《黄桥烧饼歌》唱道：“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哎，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帮。”“黄桥烧饼千万千哎，千万个烧饼送前线哎，保卫黄桥总动员哎，苏北换了新局面。”歌词生动地表明陈毅同志执行的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怎样地深入人心，并具有怎样的人民战争的伟力！

    而自新四军东进黄桥后，陈毅同志便广泛开展和当地开明士绅的交往，迅即取得了执行毛主席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效。在这些开明士绅中，声望最隆者为韩国钧和朱履先。韩字紫石，人称韩紫翁，1922年曾任江苏省省长；朱原名先志，字履先，曾官费留学日本，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典礼，他担任阅兵总指挥，时为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他们虽“大乱居于乡”，但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毅同志与他们诗词唱和，他们都惊讶共产党军队中竟然有如此文采风流的儒将，从而日渐倾心于陈毅同志，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乃至为之奔走呼吁。1941年9月，日军胁迫韩国钧出任伪职，遭其严正拒绝，1942年1月23日绝食逝世，陈毅同志《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称：“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而朱履先竟于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入游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凡此均可见陈毅同志在黄桥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巨大成效与历史影响。而当日最现实的成效是：黄桥决战其所以形成“两方决战，三方观战”的局面，便于我军捏成一个拳头，后发制人，是与韩国钧、朱履先等开明士绅被动员起来，为制止内战而四处奔走，仗义执言，造成强大的政治舆论分不开的。

    对陈毅同志这种把政治仗和军事仗结合起来打的指挥艺术，党中央、中央军委曾给予高度评价，并把陈毅同志的报告发给团以上干部学习，以帮助一些同志破除“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

    由此，我的感悟是：从统战的侧面反映黄桥决战，歌颂陈毅同志政治家的胸襟、军事家的才干、革命家的胆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才能抓住这一创作题材的特点与要领。

    应当特别感谢时为江都县扬剧团编剧的友人苏位东同志，正当我针对题材特点，为如何选择表现角度而苦苦思索时，他提供了一则民间传说，给了我艺术构思的钥匙。这则民间传说是：当决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陈毅同志还在和一位民主人士下围棋。这和历史上淝水之战正在激烈进行时，后方总指挥东晋宰相谢安，还镇定地和宾客对弈，何其相似乃尔！古人咏琴趣棋风说：“琴令人静，棋令人闲。”此时陈毅下棋，岂不是更能显示他处变不惊、儒雅风流的统帅风度？何况，这则民间传说有其历史依据：陈毅同志本就好棋，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就常常和开明士绅对局手谈；韩紫翁就曾奉赠一副棋联：“山间难辨曲直径；世事未分黑白棋。”向陈毅同志表白了他对时局的忧虑。“要表现黄桥决战，何不借棋谈兵？”这正是位东同志给我的启示。按照常规，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多半要正面描写战争，所谓“武戏武唱”。而“借棋谈兵”，却是“武戏文唱”。两相比较，“武唱”吃力，“文唱”轻巧，“文唱”比“武唱”的角度要新一些，也更能表现题材特点，更适应短篇评话的容量。

    我对围棋知识本不甚了了，恰好我二女儿刘芳当年是江苏省少儿围棋比赛的亚军，小小年纪，她不但为我提供了一些惯用的围棋术语，还建议我将评话题目定为《棋高一着》。汪复昌同志听说后，欣然赞同，笑称：“好，笔演黄桥决战，你们父女齐上阵了！”

借鉴传统手法，发扬艺术特色

    传统的扬州评话，书词结构上的重要特点是情节集中，所谓“书是一条线，联结一大片”。一部书的结构，犹如一道主流，分成若干支流，支流又分成若干小的河汊，结成一个水网，看来复杂，却自成系统。原因就在于集中。而“武戏文唱”决不能仅止于“文唱”，“文唱”的背后必须让听众时时感到这是一场武戏，从而造成紧张的悬念，始终扣人心弦。怎样把这一切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呢？传统手法给我提供的经验是“集中”；但传统评话的“集中”，往往采取“按下一边，再回头交代”的办法，在事件的穿插上不免“过笔有痕”。而要做到“过笔无痕”，我颇费了一番心思：不仅采取了矛盾集中的办法，紧紧扣住“打”与“不打”的问题展开情节，同时采取了时间集中（集中于一天一夜）、地点集中（集中于“望海楼”）的办法来组织场面。原来民间传说的下棋地点是黄桥镇丁家花园的小方厅，为集中起见，便突发奇想，把小方厅来了个拔地而起、居高临下，随着立足点的提高，视野就更为开阔，由站得高而望得远，从望海楼上可以鸟瞰全局，而不着东拉西扯的痕迹。于是，由此衍发：不仅让“以棋为由”的对联挂在楼上，使“借棋谈兵”的棋局摆在楼上，又从楼上由近及远、有层次地看到人民支前的近景，军民敌忾同仇、保卫黄桥的远景，以及人民战争所燃起的一片火海的壮景，从而使纷繁的事件与场面有机地贯串起来。

    原先，我曾对另一则民间传说不忍割爱，也想写进故事。这则传说讲的是陈毅同志派我军女干部、著名的双枪女将，到国民党西路军前线指挥部“单刀赴会”的故事，传奇色彩很浓，同时也属于统战的侧面，照理很适于写进评话，但这则传说与“借棋谈兵”放在一起，是评话所犯忌的“两个拳头”，不利于集中，到底忍痛割爱了。

    在设计从“望海楼”上推开窗户一节时，最初是从扬州曲艺团骨干演员李信堂那里得到的启示。据李信堂同志介绍，已故评话家王少堂老先生，说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一段书，与诸派《水浒》艺人的说法不同：宋江提笔写到“……他年得报冤仇”，末一句一时难以结笔，于是在楼上走来踱去，猛然间，“咋嘎——”，推开窗户，只见浔阳江江面上，船行如织，波涛翻滚，竟似胸中心潮仿佛，不禁喊一声“有了——”，落笔写下“血染浔阳江口！”这一细节的增加，别具一番意境。这扇窗子的打开，在某种意义上也打开了我艺术构思的窗户。“望海楼”上所看到的那种热烈的支前场面，如果由吕鉴唐（故事中统战对象的代表，是由怀念我的老师、民主人士郝鉴唐先生而命名。）一路走进指挥部，一路看在眼里，也许更合情理，但匆忙之中既不可能看得那样周全，那么真切，也不会像通过楼上窗户的推开那样洞察一切。通过窗户的大开，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变成了可见的形象，陈毅同志对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就没有流于一般化的说理与说教。这样，统战工作与动员民众两者之间的结合，也比较贴切自然。再加上小和尚急切要求参军的情景集中于楼上，使吕鉴唐再次亲眼所见，“以情动人”的力度就更为加强。从美学观点看，黄桥烧饼的赶制突现于窗外，作为决战主题歌的《黄桥烧饼歌》响彻于窗外，众志成城的军民群像矗立于窗外，人民战争的火海映红于窗外，其意境的渲染，也于情节的集中上得到较好的体现。

    传统扬州评话的另一艺术特色是说表细腻，大处着眼，小处生根，交代、照应连最微小的问题也不放过，可谓“风不透，雨不漏”。如评话《三国演义》“草船借箭”一节，当草船半边受箭、负载失去平衡时，酒杯倾斜而溢出酒来，当草船转向受箭、负载得到平衡时，酒杯也因而平稳，点滴不溢。诸葛亮正是以此为标志，而决定草船的掉向、返航的。这里的细节描写，更成了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科学道理，本来是众所熟知的生活常识，只是往往被人忽视，而一经点破，就不禁唤起人们生活体验的回忆，令人惊异评话艺人对生活发掘的深度。

    但传统评话说表的细腻，有时过细，则又令人腻烦。因此，不能不采用“细中有粗”、“粗中有细”的写法。文学是“人学”，《棋高一着》既以“借棋谈兵”为主体，对主要人物陈毅同志和吕老先生的衣着服饰、言谈笑貌、举止行动的描写，都力求工细，以便精雕细刻地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吕鉴唐的“开相”是：“此人年近花甲，头发斑白，两道高眉，颔下三绺胡须，身穿一件银灰色派力司长衫，脚上细麻纱的袜子，穿了一双黑色直贡尼小圆口百页底的单鞋。”这就全然是一副老民主人士的特定形象，人物的身份、气质都于细腻中得到交代。这里细而不腻，令人听了以后，感到有亲切的传统评话味。而从战局如棋局、棋局喻战局的大处着眼，一开始具体描写“望海楼”的环境时，就为“一副围棋”定下了根，直到故事结束，做到“棋起棋落”，始终扣住“棋”。这都是“细”。但由棋局真正转入战局时，对敌独立旅旅长翁达的自杀只略加交代，一笔带过，这又是“细中之粗”。写到敌军军长李守维，从他猖狂进犯到一朝覆灭，全过程都用粗线条，只是对李守维出场的“开相”、收场的溺水，作了较细的刻画，使先前的骄横和后来的狼狈形成对比，而痛加鞭挞。这便是“粗中之细”。至于“望海楼”上桌椅陈设的交代，在情节的发展上并不都发挥作用，似乎毋须一一细描，但究其艺术效果，这样详尽的描绘，除了有助于逼真地再现典型环境外，还是为了写陈毅同志的指挥若定。

    扬州评话在传统观念的“三教九流”中，属“言笑科”。艺人说，“一笑遮三丑”、“一书三笑，听客踊跃。”可见重视之甚。传统评话中的笑，有暗笑、冷笑、热笑、回味笑等等，最可贵的是回味笑，想想还要笑，最能搔动人们感情的胳肢窝。有鉴于此，《棋高一着》中采用的笑料并不算少，一开头，写李守维的样子难看，“身子像油篓，头像笆斗，动一动周身肉直抖”，结尾写李守维落水毙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倒反而在这内河里喝足了水，全军覆灭。”“这个畜生是个旱鸭子，‘卟’，水朝嘴里灌，‘不吃，不吃’——六口半，一直沉到底。可上来的？到今天都没有上来！”这两处触发听众的笑，都是放声的热笑。而吕鉴唐听了陈毅同志的慷慨陈辞，内心激动，却又思想矛盾，“打？不打！不打？打！……坏了，我倒没得法了。”这般憨态可掬，听众怎能不发出会心的暗笑？特别是小和尚“出家没有出国……”的警语，更能激起人们内心的敬佩，回味之下，颇受教育，真是想想还要笑，赞美的笑！

    《棋高一着》的“武戏文唱”，决定了它属于“说功书”，其“重用说表”全靠口头上的功夫。这在语言的运用上，便不能不注意“起肥”“起翠”“起鲜”“起波”“起俏”。如“再往远处看，黄桥镇四周，平地筑起一丈几尺高的土城墙，一条条壕沟相联，一个个工事相望。南边的南码桥，西边的西门桥，北边的北关桥，东边的致富桥，这四座石桥上，皆布哨加岗。只见战士们紧握钢枪，民兵们协同联防，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斗志昂扬。真是众志成城能伏虎，气吞山河声威壮！”这一节，采用语言的工整对仗，收到了“起肥”的效果。再如，“你看那烧饼店哦，一家接一家、一家连一家、一家挨一家、一家靠一家……都忙得雾起来了。做烧饼的大师傅手上的擀面槌，铎铎铎，都敲得飞起来了。案板旁边，大一箩、小一箩、大一筐、小一筐、大一个匾子、小一个匾子，一块块黄爽爽、油光光、厚墩墩、香喷喷的黄桥烧饼，堆得跟小山似的。这股香味，半里路外就闻见了。”这里，采用语言的堆砌、夸张，状声、状色，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黄桥烧饼的色、香、味和赶做支前干粮的动态景象，就收到了“起翠”“起鲜”的效果。又如，“人说兵败如山倒，这话不假。李守维手下的这些残兵败将，直顾逃命，前面是‘八尺沟’一水横陈，会水的朝下跳，不会水的也朝下跳，扑通扑通，就像下汤圆子似的。不会水的就拽住会水的，我把你拽着，你把我带着，结果更坏，死得更快。不会水的死了，会水的也死了。一个拽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拖一个，活像一串一串的死螃蟹。”这种语言的堆砌、绕口、铺排，则“起波”“起俏”。

    在借鉴传统手法的创作实践中，评话演员姜锋、惠兆龙等同志都热心地为我提供了不少可用的程式和生动活泼的语汇，使作品不致成为停留于书面欣赏的案头文学，而是看起来顺眼，说起来上口。从作品的文学性看，格调较高；从作品的群众性来看，雅俗共赏。

    但对传统程式，我从未盲从，总是择善而从：

    如为小和尚开相的程式语言是：“光悠悠脑袋，青梗梗头皮，一十二颗戒疤脑门排列……”虽说形象鲜明，却具讽刺调侃意味，也缺乏个性，用到爱国小和尚身上绝不相宜，便改写为：“这个小和尚不过二十来岁，生得又棒又壮，身上的和尚衣扎得干净利索，走起路来咚咚的。”“广亮抢步上前，（对陈司令员）行了个出家人的礼，打了合掌”，“广亮一听（陈司令批准他们参军），心里这一阵欢喜就不用问了：‘谢谢司令！’改行了军礼，跟随杨参谋下去。”小和尚的精神气与天真态，便活灵活现。

    又如在为陈毅同志开相后，李信堂、惠兆龙同志都建议我加一段“人字赞”，这种“赞”，可为诗、为词、为赋、为曲，其作用是概括人物的生平和特点，以强化人物形象的亮相。是的，这一传统程式运用在这里确有必要。于是我欣然命笔，写下十二句赞词：“将军百战意气昂，赫赫威名何辉煌！少年矢志求真理，飞越关山渡重洋。南昌起义从军去，光荣会师上井冈。更经赣南风雨急，赤肝忠胆傲冰霜。江南日夜杀敌寇，旗开得胜于卫岗。今日黄桥大决战，何惧小丑又跳梁！”虽然仅仅十二句，却已经把黄桥决战前陈毅同志的革命经历作了概括介绍，从而先声夺人，增添了人物形象的光彩。这篇诗赞，切合人物身份、气质，加上文中引用的对联、“棋经”，都“古为今用”，构成了作品的文学因素，使作品的格调趋于典雅，也表明了“将军本色是诗人”。

    《棋高一着》定稿，我把汪复昌、姜锋、李信堂、惠兆龙四人都列入作者名单，算是发扬了“团队精神”吧。

表达人民心声，荣获会演双奖

    1977年10月江苏省于南京市举办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首届文艺会演，由惠兆龙演说的《棋高一着》，喜获创作、表演双奖。当场演出，惠兆龙竟“下不了台”，连谢幕六次。以致会演后，省市媒体上有“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书台活陈毅”的赞誉。而“陈毅题材的扬州评话创作”，也被肯定为“开辟了扬州曲艺史上的新纪元”。

    此后，中央广播电台曾多次连播《棋高一着》；上海文艺出版社《说新书》杂志主编金名同志专程来扬与作者、演员座谈并约稿；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罗扬同志几度来扬，也对《棋高一着》青睐有加，并一再强调：“作家和演员合作，是曲艺创新的一条重要经验。”1979年，我执笔撰写的《严冬过尽绽春蕾——略谈扬州评话<棋高一着>的创作》一文刊载于《说新书》丛刊第1集，1984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艺论集》第1集对该文予以收录。“严冬过尽绽春蕾”，取自陈毅同志《赠同志》诗：“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棋高一着》这朵春蕾的应运而生、应时而绽，正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把对“四人帮”的满腔义愤化为对陈老总的无限敬意与深沉怀念。

 作者：刘立人 本文来源：《绿杨·秋》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