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放弃身外之物，却无法不执着“有生之爱”。直白地说，就是在自我生命的有限时间里，执着投入另一更大的精神、情感内涵的生命范围，这个大生命可以把自我包含在内，这里人可以找到一种内在生活，它让你有一个精神活动的空间，让你在精神王国里获得一种无可替代的自由。你和这个更大的生命一道体现价值，死而后已。如此算是没有白活，这种活法是前现代男人“大我”的生存方式，那可是多少代志士的追求。李真的“有生之爱”于扬州评话生死系之，他的一生是接触、见证、投入、创作、研究、性命相依于扬州评话，50年生命和文字成就都集中于扬州评话。临近80岁他著有扬州评话《王少堂》话本，80周岁赶写《笑谈古今事——扬州评话艺术》，列入扬州艺术丛书献礼用，三个月一气呵成，然而壮士的激情当不得老来体衰，志在千里而心力竭尽。2009年底，样书印出来，家人急寻一本垫放在他脑后随着火化了。

 

李真（1929-2009）一生最值得说的，就是和扬州评话的大师和几代艺术家交往，整理传统书目，创作话本，研究评话艺术，那是用几十年岁月点点滴滴积累，不改方向一路走来。从1959年在扬州市文联做秘书开始与扬州评话发生深切关联，到2009年底辞世，整整半个世纪的生命心血都耗在扬州评话事业上。三十而立，李真的事业立在一个地方曲艺种类扬州评话上，当年没有“非遗”保护、抢救一说，且须肃清封建遗毒，没有多少人当它是好前程。

李真对扬州评话爱入骨髓，是从感受大师开始的。文联的工作是与文艺界方方面面打交道，必然联系艺术家。听书、看戏是文联的日常工作，书场、机关、登门公干，李真与名满天下的王少堂经常接触，余如积年跑下河、清江码头的一批杰出说书家马凤章、樊紫章、康重华、余又春等等。艺人善于和人交往，文人和说书人在一起又别有趣相，各自风格自然流露，举手投足都有一股特别的味道，不需要特别营造就是自然的艺术氛围。李真从新文艺培养起来的文学兴趣，渐渐地转到更古老的说书传统上来。扬州八中（现扬州中学）、苏北建校文艺队、苏北文工团练就的文学与表演艺术能力，让他分外欣赏说书这门综合艺术。听大师日常说话和书场听书是互补的关系，李真多年后还回味在王少堂家中谈话的韵味，老先生躺在藤椅上——在一个年轻干部面前无需太客气——说话仿佛带住板眼节奏，不时从茶壶中添茶、吸一口烟。王少堂待人守礼有度，家人上茶，亲自奉烟。先生备烟有讲究，眼前放三包香烟，不同的牌子：牡丹、大前门、飞马，价格依次往下五角、三角六、二角九，“三年自然灾害”时，牡丹香烟是王先生的特别供给待遇。来客地位有不同，在王少堂心中的位置也不同，二者不划等号，高看的第一轮奉“牡丹”，长谈有半个小时以上，再奉上“大前门”，轮到“飞马”就等于送客，不想谈话了。为方便老先生，李真常为公事登门，王少堂谈新社会风尚、学习新知识与新的上级指示精神，正题说完总会谈一阵说书，书台艺术经验、谈书情书理，题外话说得比工作多。李真没有少抽王少堂的大前门，偶尔有牡丹、飞马。李真抽烟与文艺工作同步，一天两包多的烟量，他的文字是在烟雾缭绕中盘旋升腾的，70岁上患脑梗才戒除。他20多岁当过交通厅长的秘书，年纪很轻就是行政18级，薪俸不低，王少堂待客的末等“飞马”是他日常标准的享受。说书先生大都抽烟，李真的扬州评话修养是被大师与许多高水平说书先生熏染出来的，是同一氛围里的接触与融合。

1950年代初文化部兴起戏曲改革之风，50年代后期波及扬州评话界。王少堂在南京红楼书场说“武十回”，省主管部门安排钢丝录音（今天能听到景阳镇酒店一节，余皆不见，“文革”后扬州有线广播电台还播出过，诚为痛心），扬州市文化局记录《武松》文字，继承文化遗产的同时要求剔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百万字的《武松》整理出版的是80万字多。1959年《武松》出版曾经是曲艺界的大事。1989年有过另外的整理本，曲艺圈外知道的不多。记录整理期间，王少堂对李真说，你看这打虎要不要哨棒？上级文艺领导肖亦五同志在南京建议王少堂要保留施耐庵书中的哨棒，王少堂家传的是“精拳捕虎”，老人觉得别扭了。其实这是细节，大如怎样突出农民起义主题，老先生简直弄不转书词。好在扬州文化局安排了孙龙父、孙佳讯两位帮助整理。龙父先生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是诗书画造诣很高的文人，两位孙先生都处在学习如何突出政治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和王先生商议要去除书中一些东西：有封建迷信，有贬损了农民起义英雄，有的还带点黄色。事关迷信的常常是大关节目，如“武大托兆”要删除，王少堂当然不能反对，他对李真说：我都听领导的，就是这书，我不会说了。至于阶级斗争如何贯彻，王少堂更是不得弄懂，服从就是了。他一边对李真点头说“要改”，一边叹气。上面有精神，提倡说新书，王少堂说一段知识青年董加耕上山下乡，可是女儿下放他就舍不得，书不能够从心底出来。李真上门，正好王先生在揣摩书词，抽一根烟就走，他受不住陪老先生发呆。进入60年代，继续整理《宋江》，王少堂配合孙龙父、陈达祚整理，这部书与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主题关系更直接。李真经常走动，发现王先生在家请了私人文字秘书，对整理工作很投入。“文革”开始时因借调省文联，李真在楼梯口的地板上看到一些抄家缴上来的文稿，其中有用毛笔抄录的一部《宋江》整理稿，分明不是后来出版的文化局那一份。王少堂自己花钱另行雇人整理，最终也没有躲过浩劫。即便如此，王少堂比程砚秋会百齣戏而只能演四种，已属幸运多了。

李真参加、见证过王派水浒的整理，从上世纪60-80年代整理康派三国的“中三国”（亦即“三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但如何从理论上定义这桩工作，他也没有一定的见解。1985年，他整理的《火烧赤壁》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康重华先生的口述稿交给他，就不再过问如何整理，其实李真还是将王派水浒整理的过程视为前车之鉴，不妄奏刀斧，但也不敢有忘政治，要稍做一点文字过滤。整理《清风闸》就非得大动手脚了，原书结尾被改写。四个整理者，李真列名最后一位，但是统稿与改写的重头戏落在他身上。这书名《皮五辣子》，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印过五次，结尾不是余又春先生的，也不是李真的，是“戏改”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的回响。现在杨明坤口述本应该能够恢复《皮五辣子》自己的生命样貌。评话经过不同时代的表演艺术家，总是有也应该有或大或小的变动，但是要顺着书台上的生命自然发展。这个道理，李真是在1990年代写《王少堂》才算彻底明白。人是跳不出历史语境的。

李真靠话本创作在全国曲艺界知名。长篇章回话本/小说《广陵禁烟记》1984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十几万的印数在今天看很惊人。说的是一介书生在民国通过考试选拔渠道充任江都县长，在任上禁烟/毒失败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权力操纵的故事，主人公不是习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这在当年是很前卫的。书的特别之处是活的地方风俗人情，给说表细腻的扬州评话艺术展示魅力留下了很大空间。《广陵禁烟记》获江苏省文化厅创作奖；杨明坤表演的选回“吞钩”1986年获得中国文化部、中国曲协主办的全国曲艺新曲（书）目比赛创作奖一等奖，后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杨明坤那时能够坚持说书，多亏了这部书。他说，能够成为“中国十大说书家”和李真分不开，他们是双赢。如果说《广陵禁烟记》会在书台上留下精粹的段子，《王少堂》才是扬州评话的当代之魂。大师王少堂注定有征服力，可是从内外立体展现大师的精神、性格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没有深入人物之心的那颗心是做不到的。这几十年来，李真是王少堂的第一知音，也是王家三代人的知音，所以他真知扬州文化，真知道扬州评话及其危机，他想用《王少堂》来振兴扬州评话。青年艺术家马伟的《王少堂》书台呈现，时时见心见道，诚属不易。

连着两部话本之间的是一条怎样的路？李真是离休干部，从50多岁到80之间，有20年已是退休状态，还要离岗大干20年？李真扬州评话的成就告诉世人一种坚守的恒心与力量，赋予他这种力量的是三百年扬州评话的历史，是对《扬州画舫录》记载的清代以及民国间的杰出艺术家的崇敬，也是大师中的代表王少堂成就了李真，完成了他的艺术探索。1989年是王少堂诞辰100周年，江苏省文化厅纪念活动中有一项《王少堂评传》的规划。为了这项工作，李真带着笔者持续研究王少堂20多年。先从资料收集做起，过去虽多年和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三代人接触，但感受不能替代理性认识。为王少堂在上海说书的一段事实，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的《申报》开始地毯式检索，李真来我工作学习的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一坐数日；为了解王少堂私生活中的一些症结，几番走访教场女杰陈老板，被访问者以为来者是文化局的头面干部，竟提出一些实际的经济要求，我们两个老少书生倒是难堪了，把话说明白，对方倒也罢了。

最该提及的一段是六下镇江采访王少堂嫡派传人王筱堂先生。1980年代末，筱堂先生是扬州评话界硕果仅存的重量级人物，可谓扬州评话的活词典，老人提出要求：把他的回忆整理成书。两天采访下来，回到筱堂家附近的街头客栈，李真问我可能成书否？我说出自己的感觉：这将是无可替代的活的现代扬州评话史，价值毋庸置疑，只须承受来回镇江、扬州的旅费与精力消耗。就这样择我课余时间来来回回六趟，长则五日，短则两三日，主要是筱堂先生讲，李真不时插问，我则记录了一堆笔记原材料。期间一次趁我去如厕，筱堂先生问李真：小老爹是什么出身，怎么对书坛江湖与水浒书词这样熟悉？言下之意，莫不是以此为借口，来“偷书学艺”的同行晚辈。李真告之乃大学教师，家中前辈无人说书，专为研究他家王派水浒而暂时放下专业研究，筱堂这才释然。每天中晚两餐，都是吃筱堂夫人做的饭菜，春天的江滩芦笋、洲上的野菜换着采办。她做的狮子头、红烧鲫鱼，堪比大馆子名厨。夫人姓杨，说年轻做儿媳时，王少堂只吃她做的狮子头，筱堂一般因她耳聋少搭讪，唯对其厨艺赞不绝口。筱堂有时累了，喝一口小瓶装的酒，并不与我们客气。李真独自整理并写成了《艺海苦航录》，如果有心对照行文语气，与筱堂先生的《后水浒》语气自有差别。我深知把一堆有价值的材料变成精神逻辑化的著作，李真付出了多少精力。李真认为这也是双方得益，没有筱堂，《王少堂传》就不扎实，吃点苦值得。后来这书由镇江政协出钱印行。1980年代出书难，难得有人站出来给王筱堂面子。他们又努力找彭冲题了字，因而也改变了书本来的部分模样。筱堂先生把原稿后记寄回来，上有“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已不用此稿”字样。不知怎样流落出去，这八页文字被一位蒋建先生珍藏，并有记者采访发表文章于2012年5月25日的《扬州日报》，文中记一桩疑案“附有一张封面。值得一提的是，封面上所书的‘《艺海苦航录》——李真写的手稿’几个字，与手稿中的平滑字迹截然不同，颤抖的笔迹可以看出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所书”。筱堂先生年纪不大的时候，也喜欢曲笔线条的字体，那是他老先生的墨宝。

而今，《艺海苦航录》的价值已经为海内外认可，副产品有了大价值，不过谁提起来还是李真和王筱堂，这书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筱堂先生后来给过我一盒录音带，专门满足我的要求（也许是老人的一种抚慰方式)，他用普通录音机录下亲自诵读的《武松》中全部诗词赋赞，我反复听了多遍，可惜年久磁带粘结都废了，想起来就有失落感。

1989年春，写完《王少堂评传》书稿，我进北京送交出版，隔两年转回到江苏文艺出版社。日子过得快，已经是90年代中了，也是扬州人做责编，老朋友特地来扬州找我们：考虑评传的市场问题，能否改成形象性强一点、读者面宽一点的传记？有前面的经验，我们当然同意，这就有了1996年出版的《王少堂传》。从准备到出书，差不多十年，一边磨剑，一边生锈；从“评传”到“传”几乎是李真一人操劳。李真之勤于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是我见到的老人中绝少的，他会和我一起读苏联人卡冈的《艺术形态学》。我不大信外国理论（特别是苏联的）对扬州评话研究有多重要，认为王少堂说自己的“学艺经过”和“表演艺术经验”就是最了不起的理论；外来理论也许可以提供框架，血肉仍然是王派历代艺术家自己的，关键是将其经验中的理论价值阐发出来。李真对此很认可，只说书还是要读，并询问能否谈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问题。于是，我们写了论文《从王派<水浒>看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2006年获得中国文联、中国曲协颁发的第四届牡丹奖（理论奖）。李真是从创作起家的，他总是想着写话本，想让王少堂活在书台上，想让当代说书家说他们的先贤圣哲，他憧憬古今未有的扬州评话“说书人说‘说书人’”的场面。话本《王少堂》梦想成真。2008年，长篇评话《王少堂》获得中国文联、中国曲协颁发的第五届牡丹奖（文学奖）。李真写《王少堂传》用的是钢笔稿纸，写话本《王少堂》是在电脑上输入的，一样的文思泉涌，足见其大脑不一般，有精神。于是大家恭贺，看不出轻度中风过的他，比年轻人还能写，还能冲刺。

评传中的理论探讨内容，直到20年后写《笑谈古今事——扬州评话艺术》，李真才把其中一部分采用到书里，故此也列了我的名字，让我惭愧，也让我欣然——20年前的思考还有价值。李真和王少堂一样处处怕惹麻烦，从来不在文字上叨别人的光，和笔者合作的都是他老人家劳动的多。老年文字生涯中的李真，是真正独立的个人。私人领域中他照顾别人，公共领域里他照顾完整的扬州文化，他是最善于从本土文化中汲取，也最大可能地通过扬州评话回馈给扬州了。

研究叙述王少堂，我总以为李真把自己部分地投射到了王少堂身上。记得写《王少堂传》过程中，他有一天好像还沉浸在书中出不来，对着我有声有色地念叨王少堂的白口：“惹不起，老子躲得起，老子‘悟’书。”用书来逃避，这是王少堂的处世法宝，未尝不是李真的。马伟在书台上说《王少堂》，今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学术展演的一天，他对我说：书中求道的王少堂就是李老和你。我说有，主要是李真老师。能够看出来这一点，你一定会说出自己，能说好这部书。李真年幼失怙，所幸读书了，读的未必太多，进入很深，表达也走心。他的心中能够容物，或者说能够忍。李真随和入世，他说做秘书写了无数“等因奉此”，要和各种人和平共处，但是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无法在大众交流的层面慰藉孤独，扬州评话是他的私人空间最深处的自我慰籍，但是李真有本领能够让大众在王少堂那里徜徉获取，我的理论话语就做不到，这是他令人着迷的地方。

李真的一生给了扬州评话，我们提起扬州评话的现代成绩，理应想起李真。

徐德明

2015/9/27中秋日

 作者：徐德明 本文来源：《绿杨·秋》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