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惠兆龙先生日记集。从1962年2月至2010年6月，日记跨越两个世纪近50年。这期间，惠兆龙先生不但记录了自己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心路历程，又展示了扬州市曲艺团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既有伉俪之情，也有高山流水之谊；同寻常父亲一样，为儿女成长操劳奔波，又心系时局，片刻须臾都用来思考曲艺事业的发展。这本集子里，有欢笑、有孤寂、有感悟、有担当，有一位勤奋谦卑的评话表演艺术家和他的文人风骨。本期文章选取日记中的一部分，以此展示这位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的风采。

第一部分：发展之路

一、 惠兆龙先生的评话之路

（一）“跑码头”。惠兆龙先生早期说评话从“跑码头”开始。“跑码头”是指艺人们穿梭往来于各个集镇之间演出，虽然“跑码头”辛苦又心酸，但会让年轻艺人们迅速成长起来。

1965年5月

20日，我一人由兴化乘船到戴窑演出。24日，回兴化。

25日夜，我一人由兴化乘船去沙沟演出。

1965年6月

1日，由沙沟乘船到西射阳，转船到盐城。

2日，同李信堂乘车到滨海文化馆演出。

8日，我一人到阜宁文化馆演出。18日，我一人到阜宁东沟文化站演出。

1965年7月

1日，到靖江转车，至涟水“五岛公园”演出。

9日，同李信堂到灌云工人俱乐部演出。

17日，由灌云经淮阴，去盐城。18日，到达盐城演出。

31日，团里通知回扬开会。

本年五六七三个月，我可算是活动频繁，东飘西荡。旅途之中，吃尽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忍饥挨饿，还背着沉重的行李，真正尝到“走江湖”的滋味了！时刻忍受着“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考验。此时，全部说新书，业务是很清淡的，我这个20岁的小先生，有多少听众呢？记得戴窑一场都未演。剧场门口放一张学桌，点盏马灯，卖筹的老人足足坐了两个钟头，也没卖一根筹！只好收摊。

1966年1月

农村演出是很艰苦的，每天要跑路，联系找人，不问场合、地点，不管时间、条件，走乡串村，餐霜宿露，披星戴月，完全是江湖艺人到处流浪、足迹四方，从深秋到隆冬，露天演出，深夜结束，桌上都结下厚厚的一层白霜，农民有时是顶着被子听书。记得一次夜里，演出结束，寻找住处，迷失了方向，就在草堆里睡了一夜！天寒地冻的冬季，到处水冷草枯，一片荒凉，而且新书难说，常常碰壁，收入也是低微的，每场五六元，还得和剧场分成，有时农民竟以鸭蛋抵算书钱！我们就这样到处流浪，走着、说着，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日子。

（二）竞艺磨练。惠兆龙先生从第一次在江苏省专业剧团戏曲调演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通过不断地参加比赛锤炼技艺。

 

1973年3月

16日，接通知，准备参加四月份省专业剧团戏曲调演，陈局长、韦人、汪复昌来曲艺队蹲点，加工评话《广阔天地炼红心》，创作弹词《攻关》。

《广阔天地炼红心》创作演出于1970年，当时正是大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时候，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在一次市委召开的知青座谈会上，听到一位叫李惠义的青年，讲他如何在农村做赤脚医生的事迹，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加工创作成书，一时间很受欢迎，到处演出。它是我说新书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后，又一个颇受听众欢迎的节目。

 

1973年4月

10日，地区决定《广阔天地炼红心》，参加省调演。

……

我的节目，安排在21、22、23日演出。

这次参加省戏曲调演，是我从艺以来第一次，算是我艺术生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我在省曲艺界，是个很不显眼的无名小卒，根浅底薄，默默无闻。在团里，我还算得上受领导重视的演员，特别是集体演“大舞台”时，都是担任主要角色，可这次在省里影响如何呢？我模糊地想，也许这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吧！这台节目中有两个评话，一是我的老前辈王筱堂先生，他是评话界享有盛名的人，我一个刚“出头露面”的小青年，能和先生同台演出吗？

我第一次登上会演的舞台，同行艺人都把“会演”看作“擂台比武”，这是争相献技、互相取经、切磋技艺的机会，而且也是年轻艺人施展才华、崭露头角，甚至一鸣惊人的黄金时刻。

我的演出博得热烈的掌声。观众大多是同行，互相“捧场”是无疑的，不能以“掌声”鉴定艺术标准。我知道从节目内容到我的演出水平，不能算突出，但也不算坏。我已感到很满意，因为我没有给团里丢脸。

 

1977年10月

29-31日，我在人民剧场连续三天演出评话《棋高一着》。

在1000多人的剧场，70%是同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演出约40多分钟。演出时，场内反映强烈，连续鼓掌三次，结束后长时间鼓掌谢幕。《会演简报》称：《棋高一着》编的好、演得好，“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说到精彩处，听众皆抖擞”。

 

1984年3月

29日，《新民晚报》在二版头条，醒目大黑体字标题：“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一鸣惊人”，副标题是“说书演员惠兆龙说表生动，被誉为‘活陈毅’”。

 

1984年5月

9日，陈汝衡教授在《新民晚报》赋诗赞扬我的演出。题目是“听惠兆龙说书”。诗后“说明”写道：

“扬州评话艺人惠兆龙，在上海文联说陈毅将军《进香》及《拜客》两片段，表演逼真，川话流畅，对将军胆大心细、指挥若定之精神，及其智勇兼备之光辉形象，俱能从说表中生动地展现在书坛上。新书成绩如此，值得赞扬。”

这次上海之行，我有极大收获。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历史上很多演员发迹成名，大都在上海滩。我这次来演出，在业界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我要继续努力提高艺术水平，更上一层楼。

 

对于自己的从艺生涯，惠兆龙先生在日记里曾这样总结到：

我从学艺至今，有七个关键时刻，也可以说是七个“里程碑”：

（一）1973年参加省会演，《广阔天地炼红心》受到好评，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新的起点。

（二）1977年参加省戏曲调演，演出《棋高一着》，获创作表演奖，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得到较高的评价，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在全省引起反响，这是我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一个良好开端。

（三）1981年全国中长篇座谈会在扬州召开。我的演出得到全国曲艺界专家、同行一致好评。《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我并发表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四）1982年参加全国曲艺优秀节目会演（南方片），演出《陈毅拜客》，获创作表演一等奖。

（五）同年参加文化部“全国曲艺部分优秀节目赴西北、西南地区巡回演出团”，途径12个省市、自治区，扩大了影响。

（六）1984年4月在上海演出《挺进苏北》，《新民晚报》发表题为：“扬州评话《挺进苏北》一鸣惊人——说书演员惠兆龙说表生动，被誉为“活陈毅”。上海市文联、曲协举办专场演出和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晚报》撰文报道。

（七）1984年10月，当选为中国曲协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

 

二、 扬州市曲艺团的发展过程

（一）曲艺团的建制发展。在惠兆龙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扬州市曲艺团的发展与时代紧密相连，曲艺事业的发展也同整个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

1962年2月

扬州市曲艺团筹建于1959年，1960年正式建团，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而后人员陆续进进出出，来往频繁。1961年12月经市委批准，为抢救扬州古老曲艺，又招生一次。我是1961年12月2日考进该团的，当时该团有清曲、弹词、评话三个曲种，评话只收了我与陈世勇两人，我们拜王少堂老先生学说水浒《武松》。老先生已年逾古稀，我们算是王老的“关门弟子”。

 

1970年9月

14日，曲艺团11人并入专区文工团，组成扬州市文工团曲艺队。这11人是：张仲、姜锋、李信堂、任德坤、李仁珍、沈志凤、徐桂清、陈道英、马洁芳、董广河和我。

其他同志转业，去向如下：

……

本月，原新淮淮剧团被撤销，人员一部分充实到泰州、宝应、兴化淮剧团，一部分转业。扬剧团部分人员并入专区扬剧团，大部分转业。

 

1987年11月

本月，省文化厅批准在扬州戏剧学校设曲艺班，15名曲艺学员。我与李信堂赴泰州、高邮、江都进行招生工作（扬州、邗江在戏校），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面试，报名登记的有130多人，但效果并不理想，有三多：农村比城市多，女性比男性多，条件差的多。最后，经文化局、艺术科、校、团方确定7名。

团里决定我和徐桂清去任教，时间暂定一学期，从春节后开始。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新的尝试，我拟了一个教学计划，准备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我住宿在戏校，早晨带他们跑步、练声。

 

1988年8月

本月起，曲艺团实行新的经济分配制度，以利促进演出，丰富书目，避免“大锅饭”弊端，大致是这样的：

1.停发月工资，收入除工资外40%交团（其他夜餐、邮资等零碎开支免去）；

2.全年发一月工资，演满176场外30%交团；

3.病假按工龄计算一年享受一天；

4.因会议工作需要停演，发日工资；

5.暂定实行半年。

 

（二）曲艺团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在日记中，惠兆龙先生记录了曲艺团曾经面临的种种困境，但不管什么时候，几代曲艺团人都选择直面困难，不曾退缩，不曾放弃。

 

1978年2月

春节后，曲艺团建团工作开始筹划，这是扬州评弹事业振兴的一件大事。

市曲艺团成立于1959年，几经周折，艰苦创业，在逆境中求生存，极盛时期有四五十人。1970年并入文工团，艺人纷纷转业，几乎是人亡艺绝。可我们这些来自原曲艺团的九个人（又称“九颗种子”）没有被文工团“吃“掉，我们没有躺倒不干，人人奋发图强，创新演新，顽强地自力更生，不停地演出，受到各地听众的欢迎和赞扬。我们现在又发展到20多人，不能说这不是我们为扬州曲艺事业作出的功绩，值得自豪和骄傲。历史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何发展我们的事业，如何壮大我们的队伍，还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

 

1985年7月

11日，从泰兴回扬。

今年夏天是我历史上（除“文革”外）待在扬州时间最长的了，整整80天。新团长康乐到任，年轻气旺，劲头十足，有大干一场的势头。我们当然相助，“重整朝纲”。先要解决几个大问题：一、组织整顿；二、广陵书场开张；三、厂团挂钩；四、整理丰富书目等。真是日夜操劳，疲于奔命。团部经济十分拮据，闻得银行账单已无款！所以，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四处挂钩，往返江都多次演出（由江都石化厂厂长杨铁成牵头，实行演出赞助），六个厂每厂2000元。另由宣传部、文化局出面，和扬州柴油机厂挂钩赞助，每年一万五，合同三年。

 

1999年11月

今年以来最大的收获，是曲艺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获赞助款达七万元！从8月17日起，三个多月跑了48家单位，上门100多次。其中33个单位给予1000-5000元的赞助，成功率达69%。我团从8月起，工资难以发放，每月借1万元发8折工资，如此下去，经济将难以维持。当然赞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一次性。现在，赞助款已用去一半多，以后怎么办？真是喜忧参半，忧大于喜。据统计，全团应发工资24895.35元，八折后尚要22000元，加办公费共需25000元，三产收入仅有8000元，局拨工资15000元。目前尚缺口3000元左右。

第二部分：思考感悟

一、 对评话创作表演的总结

惠兆龙先生日记里，有很多他对自己或者团队创作新作品过程的记录，也有很多对自己表演成功或失败的分析，每一次表演都成为他的课堂，每一场比赛的结束都意味着下一段征途的开始。

 

1977年9月

接到省会演的通知，文化局成立创作组。成员主要有汪复昌、刘立人、姜锋等。

我与李信堂负责搞评话。经过一个多星期讨论，题材始终没定下来，后来考虑到扬州有一个重大革命题材——黄桥战役，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等亲自指挥的。而他们在“文革”期间又是受“四人帮”迫害最严重的，粉碎“四人帮”后，更激起全国人民对他们无比的崇敬和怀念，所以我们选中了这样的题材。

但是，手头没有资料不行，刘立人同志首先翻阅有关资料，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觉得用评话手法直接表现这场气势磅礴的战争有困难，决定通过一个侧面去描写、塑造陈毅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形象，反映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先写了一稿，定名为《棋高一着》。刘立人同志是扬州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但他对评话特点不很熟悉，尚不能掌握它的艺术规律和口头文学的语言特征。因此，李信堂、姜锋和我，同时也用口述记录和直接动笔的方法创作话本，虽然后来只选用了部分,但加强了评话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比如说传统式的人物“开相”，往往采用性格化的语言，增强人物形象（主要是陈毅）的立体感。特别是评话的后半部分，对战场上“火景”的描绘，以及败将李守维下水逃命的环境渲染，调动了评话“堆工”手法，语言诙谐，把故事推向高潮，并充满趣味性。

《棋高一着》通过全体创作人员，包括文化局长陈亦繁、韦人的共同努力，集思广益，反复修改，终于“树”起来了。先是用对白，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由我一人演出。

说实话，我对塑造陈毅的形象还在摸索中，“陈毅”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只从电影纪录片中留下肤浅的印象。开始，陈毅角色还是用“普通话”道白，听起来比较生硬，而且不能表现出陈老总的性格特征。文工团戈弘同志提示我，陈毅是四川人，你能否把普通话改成四川话呢？这样也许有利于塑造陈毅形象。我马上采纳。说“码头话”（又叫“倒口”），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我学过四川话，但不够准确，于是先拜一位四川人为师。“陈毅”改用四川话道白，效果的确不一样，有助于表现出他幽默、诙谐、爽朗的性格和气势恢宏的气度。

 

1977年10月

“棋”书的成功，我总结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说的是陈毅，激发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怀念之情。这时候，正是粉碎“四人帮”后为被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平反昭雪之际，听众听到这样的书，感到亲切和人心大快！

二、突破了评话的旧程式，改变了人们对说书的旧观念，使人耳目一新。它采用了明快洗练的语言和节奏，运用了电影、话剧的手法，塑造了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使陈毅这个人物形象立体感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二、 大量使用评话传统表现手法，丰富了“棋”书的艺术色彩，增强了趣味性。全书运用了“方口”“圆口”“倒口”“贯口”“堆工”等演说技巧，使听众感到是一种语言艺术享受，在语言结构上增强了文学性，而又与地方特色和生活化融为一体，给人以雅俗共赏之感。

 

1979年1月

28日（春节），在大光明书场演出。

在大光明书场演出了七天，只剩二三百人，于是停演。总结原因：1.电台正在播放评话《杀嫂》；2.《武松》在扬州近期已说三遍；3.这次演出的艺术标准不高；4.评弹可能已不适应剧场演出。

 

二、对曲艺未来的牵挂

惠兆龙先生在演出的过程中，对书场客流大幅减少、曲艺后继乏人的现象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1979年12月

30日，大丰演出结束。这次业务不佳，天气固然寒冷，但也是曲艺前景不妙的表现。演员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我在茫茫无际的艺术道路上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走着。

 

1995年9月

25日，应邀参加省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欢声笑语迎国庆”文艺晚会录像，说笑话一则。其实“说笑话”不是我的表演风格。我说的《棋高一着》《陈毅拜客》等书，属政治书，所以我平时一般不说笑话。当今电视台做曲艺节目，有几个要求：一是要短，只需几分钟；二是要“搞笑”，刻刻要有效（笑）果。他们认为这就是曲艺，我以为这也是人心浮躁的表现。比较严肃的、有分量的曲艺书目，在电视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1997年4月

本月，进行曲艺招生工作。

我以为，扬州曲艺（评话）能历经300多年传承至今，很重要的是它的传承方法，即是师传徒，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下来，才使之薪火不断。而被传承人，必须将书艺作为终身的饭碗，所以在除非不可抗拒的原因外，艺人一定会敬业守业的。而学校培养虽知识广泛，但有可能成为转业的“跳板”。

第三部分：无傲气，有傲骨

一、甘于寂寞与清贫

惠兆龙先生的一生是为评话事业蜡炬成灰的一生，他无意于争名逐利，只求发扬扬州评话，即便为此要忍受寂寞与清贫。

 

1987年10月

海安的业务不佳，却开支很大，我不得不赶做包场。因为是演日场，时间有冲突，我下台后擦把汗即跨上自行车赶学校，一讲又是一个多小时。安排好两个学校，天不作美，因雨放弃。有一场是在雨里讲的，学生都打着伞听，竟无人走开。我当然要用双倍的力气，真是拼命干哪！但看到评话有如此效果，心中感到宽慰。像我这样的身体（患高血压），除整场演出，还要赶做包场是不合适的。应该说我也是迫于无奈，今年虚岁四十三了，在书坛上奋斗了二十六个春秋，后十年经过艰苦的拼搏，总算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可经济并未翻身。至今一贫如洗，无分文存款，尚有少量欠债。我不去“讲”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多少个夏天，团里放假，我却赴外地演出，挥汗如雨。苏北城镇有多少学校被我“扫荡”一空，数不清的乡村田头、打麦场，是我演出的阵地。书说完了，桌上却是一层露水，或一层白霜……忆往事令人心碎！可到头来，我还是背着沉重的经济包袱。

检点自己，生活上算不上奢侈，除了吃点酒、爱洗澡，别无所好。但在目前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在是力不从心，难以应付。

总的看来，家庭基本建设差，赡养负担是主要因素。我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我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1992年5月

录音工作完成了，也得到一些收入。稿费很低，一集仅10元，共得2810元，但对我而言是“雪中送炭”了。天渐热了，添置了电冰箱。至此，我家庭“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总算齐全了。

 

1997年2月

在镇江演出，公园负责人把我安排住在半山100多平方的“翠绿茶室”里（由于客少难经营，茶室已空多时），我仅宿一角，拉一片帷幕，算是房间。夜间风大，四处老树怒吼，门窗皆响。玻璃窗又多又大，几乎整个大厅是透明的，令人毛骨悚然。对过不远处（约100米吧）是动物园，铁笼里关着狮子、熊，时时传来哀鸣或吼叫声，好像就在我身边。它们吼啸什么？大概是发泄困兽的悲愤？其实，我与你们的遭遇不是一样吗？也孤孤单单地睡在这大“笼子”里。白天，人们铁笼外面参观你们，我这里也常有游客隔着玻璃向里窥探呀！下午，我还要到另外一个场地去表演，供人欣赏，只是不需要人“牵着”罢了。

做一个说书人，永远陪伴他的就是孤独和寂寞。我耐受着这样的生活，已经有大半辈子了，自认为习惯了，以“甘于寂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常安慰自己，这样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受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的干扰，是一种超凡解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是的，只有这样想，才不会感到寂寞，才不会感到空虚和“度日如年”！

可是，相传数百年的扬州评话，怎样薪火传递，持续下去呢？当今处在改革大潮，市场经济、文化媒体把整个世界打扮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思想奔放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孤独、单调、枯燥，对这样的生活已深恶痛绝，纷纷离去。“敬业”易做，“守业”难啊！

说书工作所处环境的孤寂和枯燥，是影响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独占一个码头的演出形式，与在剧场群体演出的剧团相比，确有它的特殊性。可以想象，再过十年、八年，这个行业势必会青黄不接、无人接班而绝迹。仅靠口号式的“弘扬”“振兴”，是无济于事的。

 

2001年3月

7日，去高邮王氏纪念馆演出。

目前，我团演员演出日渐凋零，大多不愿离家门，说书与做礼仪已本末倒置，个人艺术价值观日渐淡薄。有人戏称曲艺团已变成“礼仪团”。10个演员，至少七八个在做礼仪。客观上是市场的需求，而书场阵地在日渐萎缩，且演出收入低微。演员追求经济效益，这是最重要的主观原因。而我则是坚持从不做婚礼司仪，我认为我是说书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我自食其力的饭碗就是说书，只要我精力尚在，将永远不会丢掉这个饭碗，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淡泊名利，谦虚豁达

惠兆龙先生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时，便常在日记里流露出自己盛名难副的心情。随着从艺时间越长，面对赞美，他却越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慨。

 

1981年10月

全国会议期间，扬州演出两场，镇江演出一场。我与刘兰芳同台演出“工农兵剧场”。同时参加演出的有袁阔成、唐耿良、邢氏兄妹、杨乃珍（合演一场）。公演的海报标题是：“全国著名曲艺演员联合公演”，演员介绍上，写我是“优秀扬州评话青年演员”。

兴奋之余，感到自己盛名难副。观众对自己要求会更高，今后任重而道远。明年会演，还有下届“广陵书荟”，我拿什么节目来说明我艺术上的再飞跃呢？

 

1984年7月

时交盛夏，全团集中学习，主要内容是修改原来的奖惩制度，制定新的章程。文化局任命陆登标为副团长。

会议中许多矛盾显露，对我的讽刺挖苦、牢骚怪话，劈面而来。我知道，主要是近年来报刊对我的宣传多了，“捧”得有些过分。特别是上海“爆炸性新闻”更引人瞩目，招来一些非议，完全是正常的，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吧！

过去有个说法，叫“同行是冤家”。“红眼病”是有的。应当见怪不怪，我只有保持沉默，冷静地反思，检点自己并没有用不可告人的手段去沽名钓誉，也就心安理得了。同时，也绝不能过高地估价自己，获得的赞誉也是偶然的机缘，我仅是“幸运儿”而已。

 

1985年6月

今年第四期《曲艺》杂志封面，刊登了我的彩色演出照片。文字说明是：“著名扬州评话演员惠兆龙”。

近年来，不少报纸、杂志登载报道我的文章，但用“著名”二字还是首次，况且又是全国性的刊物。看起来，我在艺术的阶梯上又上升了一步。从1977年《棋高一着》问世，崭露头角，整整奋斗了八年！在各种各样的竞艺场中拼搏！为塑造人物煞费苦心，走乡串村，顶风冒雨，跑过数不清的学校、工厂。八年呵！回顾历程，令人心碎！求“艺”难，求“名”更不易。“没有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粗浅的道理，道出了真谛。搞艺术靠侥幸取巧、走捷径是不行的。

有人认为我是碰上了运气，是历史的巧合。是的，在艺术舞台上，的确有许多“幸运儿”。歌唱家李谷一是从一个花鼓戏演员成为著名歌星的，市文工团的沈丹萍碰上了偶然的机会变成了影星……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才加勤奋再加机缘，缺一不可。首先要被“发现”。1980年9月，中国曲协副主席罗扬，省曲协主席周良、秘书长张棣华，来扬观看了我的演出，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这是重要的关键，自从出了“一九八○年十二期专辑”，逐步在曲坛扩大了影响。

……

细想起来，我是否够得上“著名”二字？实际相差太远，我是外有虚名，内无实学，特别是没有自己独创的、有代表性的传统书。我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传统评话表演形式的突破（包括说表人物的出新），尤其是说《陈毅》，填补了曲艺书坛的空白，使人耳目一新。我很清楚，这些还只是借鉴了电影、话剧表现人物的手法，其他并没有什么。可是我却背起了沉重的包袱。取得的一点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今后的道路很长，担子更重，观众、同行对我的要求也更高。想起这些，我便不寒而栗，真没有过去轻松了。

 

第四部分：情深意重

一、相濡以沫的家庭

惠兆龙先生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他与夫人相识到相知，共同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的经历。抚养儿女，赡养老人，不管何时，他们都共同面对困境，彼此相守，相濡以沫。

 

1969年5月

8日，我和露明终于结婚了！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我们从团里回家，露明上身穿一件白底黄花的确良衬衫，下面是米黄色裤子，梳着两条乌油油、又粗又长的辫子，显得又年轻又漂亮！

我们买了一张大床（旧的），添了一些衣物，办了几桌酒。天真烂漫的露明呵，没有向我提一个字的要求，我们连一块手表都没有。

 

2007年5月

时间在忧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中度过。露明心态还好，她也晓得在头上动刀的危险性，但决心冒这次险风险了。她对我说：“如果不得过来，我们就拜拜了！”我说：“别瞎说！相信医生。”

二、良师益友，伯牙子期

同惠兆龙先生一样，也有很多淡泊名利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志同道合，严肃认真做学问，踏踏实实搞创作，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3年2月

7日（正月初七）夜，夏耘老师去世，享年75岁。

夏老师和我合作评话创作20多年，从《陈毅拜客》获得全国曲协会演创作表演一等奖，到《大闹怀仁堂》《陈毅检查》《回归的谈判》等十多个短篇评话，都取得良好的成绩，直到长篇评话《挺进苏北》在央视播出，都有他辛勤的汗水。他还写了不少曲艺理论和评论文章，对我获得曲艺事业成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夏老师性情耿直，待人诚恳，每个作品，他写初稿，二度创作由我修改发挥。他总是说：“你改吧，我不管，怎么‘上口’怎么改，推上台就行。”一个短篇评话，常被我删去三分之一文字，他也没有意见，当然，一定要表现的内容，他还是坚持原则的。

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病中完成了《中国曲艺志<江苏卷>》撰稿主编工作。记得他创作《决战华东》（长篇评话），时交盛夏，晚上点四盘蚊香，夫人看电视戴耳机，不让声音干扰他，挥汗如雨，常常工作到深夜。后来身患癌症，两次手术治疗，他仍然笔耕不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评话《陈毅》初稿。

夏耘老师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曲艺事业认真严肃、孜孜以求、勤奋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我的路》虽是一本日记集，但是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于此，这不仅是名人资料和历史史料，它更像是一座艺术发展道路上的灯塔，在当下每一名艺术工作者内心迷茫时，为他们提供希望和力量，像座右铭一般常伴前行之路。

作者：惠兆龙（原著）王蕾（整理）  本文来源：《绿杨·秋》2015